不同于在工業文明時代傳統經濟學對“產品”是從生產角度定義的，在生態文明時代，“生態產品”則是從需求角度定義的�！吧鷳B信用”的特殊之處在于：一是基于制度性需求，二是源于制度增信，三是用于外部性治理。簡言之，生態信用體系由生態環保領域信用主體承諾，由政府、載體和平臺背書增信形成的生態資源保護、生態價值實現、生態環境治理等系列生態信用機制的構建。
生態信用體系，源于“兩山理論”發源地之一浙江麗水的生態信用體系探索實踐，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與生態文明建設的融合創新，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從社會外部治理走到生態內部價值實現，從公共領域走進產業場景，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的新篇章；是社會信用體系在解決“人與人”信任關系基礎上，向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建設的新實踐；也是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以“信用”和“綠色”國際通用話語方式，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全球治理的新方案。
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關涉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轉型，更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中辦國辦印發《關于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高質量發展促進形成新發展格局的意見》，提出“扎實推進信用理念、信用制度、信用手段與國民經濟體系各方面各環節深度融合�！�
面對實現雙碳目標的嚴峻挑戰，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如何構建新發展格局？能為中國雙碳目標實現作出什么貢獻？如何賦能雙碳目標實現？社會信用體系在解決了“人與人”的信任關系之后，能否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作出貢獻？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中國能否為全球生態環境治理貢獻一個世界級的公共產品？立足新發展階段，這是需要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作出回答的時代之問。
“雙碳”目標既是我國大國擔當，也是我國構建全球競爭力的“國運之戰”。綠色低碳發展成為國際共識、大勢所趨，綠色經濟也成為全球產業競爭制高點。一些西方國家對我國大打“環境牌”，圍繞生態環境問題的大國博弈卻十分激烈。中國作為“世界工廠”面臨國際的挑戰無疑首當其沖。
✦ 一是因“隱含碳”而導致中國碳排放總量被高估的責任挑戰。經濟全球化的后果之一，就是西方發達國家將高耗能、高污染的低端制造業向欠發達地區轉移。中國制造業占全球比重約30%，大量消費品在中國生產，他國消費，滯留在中國本土、卻不應該計入中國排放量的碳排放，就是所謂的“隱含碳”。國際社會長期采用的“領土內的排放責任”原則，實現減排責任轉嫁的進口替代。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報告顯示，2015該指標約為中國當年碳排放總量的20%。
✦ 二是基于“碳核算”國際壟斷形成的“碳平等”的挑戰。目前，由國際能源署(IEA)、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 CDIAC))、美國能源信息署等七家機構組成的碳排放核算機構，基本覆蓋了絕大多數國家的碳排放核算數據，壟斷了碳排放核算方法體系的國際話語權，形成了“碳權利”公平的挑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報告顯示，中國碳排放量被高估最高達7%。
✦ 三是以“碳陡降”為特征的中國持續發展與中外競爭的碳約束壓力。1979年碳達峰的歐盟、2005年碳達峰的美國，都承諾在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分別用了71年和45年，從碳排的頂點到零點的斜坡是較緩和的。但中國只有30年，是非常陡峭的碳下降。中國沒有走歐美國家“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而是選擇了一條主動擔當、自愿承諾、自我約束發展的荊棘之路。這是世界文明發展的新變化，也是一場中國發展前所未有的社會經濟系統性壓力測試。
✦ 四是“碳壁壘”等新型貿易壁壘挑戰。全球金融危機之后，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碳中和”已經成為西方發達國家設置貿易壁壘、收割全球財富的新工具。發達國家開始借環境保護之名，悄然高筑“綠色壁壘”（Green Barriers），在各類自由貿易協定中大量嵌入“碳壁壘”條款，碳交易、碳稅、碳配額、碳標簽等新玩法，以環境規則外溢來建立并強化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全球綠色治理體系。歐盟宣布碳關稅（CBAM）2026年正式實施，美國則計劃從2024年開始加征懲罰性碳邊境關稅。當前，我國正在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而相關制度體系構建剛剛起步，已經遭遇供應鏈碳認證、碳關稅等新貿易壁壘挑戰。
百年變局，氣候變化已經成為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也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瓶頸制約。生態環境具有顯著的外部性特征，既包括綠色治理所帶來環境改善的正外部性，也包括污染項目所帶來的環境損害的負外部性。凡是生態產品，無論是公共產品還是公共資源，都具稀有性、公共性和外部性。100年前著名福利經濟學家庇古所言，生態環境以及自然資源的利用過程會產生社會成本，也就是一種不為私人所承擔的外部成本，正是這種成本上的不對稱性帶來了生態環境及資源破壞的種種問題。其中，兩個問題凸顯，一是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nonexclusivity）和非競爭性(non-rivalry)二大特征容易搭便車，導致公共產品供給不足。二是公共資源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容易造成公共資源被視為“無主”資源被過度利用，導致資源損耗、環境污染、生態退化等“公地悲劇”“燈塔效應”“鄰避效應”等。近年發生的重污染天氣、黑臭水體、垃圾圍城、生態破壞等問題，特別是“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破壞”“秦嶺違建別墅”“牡丹江曹園事件”，無不令人觸目驚心。
被譽為“21世紀的達爾文”的社會生物學家威爾遜認為，“法律要求政府‘看得見的手’有一個綠色拇指，使之變得善于保護環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生態環境保護中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一定程度上與體制不健全有關，原因之一就是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的所有權人不到位，所有權人權益不落實�！�
“信任是國際關系中最好的黏合劑”。當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凸顯，包括生態環境在內的全球治理體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方面，霸權主義、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發展鴻溝擴大，地緣沖突加劇，逆全球化思潮上升，多邊治理體系受到沖擊。另一方面，新技術、新情況、新問題對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提出新要求。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要求建立和完善相應的國際規則。
習近平主席深刻洞察國際治理之變，在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上指出，全球治理面臨“治理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信任赤字”等四大赤字的挑戰�！栋屠鑵f定》的目標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2攝氏度內，并努力將其限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1.5℃之內。首先，從協定原則看，協定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公平原則和各自能力的原則”，所采用的是自愿性承諾性為主的治理框架，不具有強制性。其次，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小島嶼國家而言，實現目標面臨著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的雙重挑戰。在此背景下，國際間的信任彌足珍貴。而實際上，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治理行動中兩次失信于世界：第一次是克林頓政府簽的《京都議定書》協議，被布什政府上臺后推翻了。第二次是奧巴馬政府簽的《巴黎協定》協議，被特朗普政府上臺后推翻了。由此可見，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中信任缺失的嚴峻挑戰。
面對波譎云詭的國際形勢、復雜敏感的周邊環境、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要求我們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防范“灰犀�！笔录�，更要關注氣候變化引發的“綠天鵝”事件。所謂“綠天鵝事件”，是國際上對氣候變化引發的極端事件對金融市場構成系統性威脅，造成顛覆性影響的一種表述，也就是氣候變化所引發的“黑天鵝事件”。清華大學馬駿團隊的轉型風險模型結果顯示，在碳價上升和新能源價格下降的雙重沖擊之下，煤電公司對銀行貸款的違約率會在10年內由3%攀升至20%以上。
我國人均GDP剛突破1萬美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面臨著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消除貧困等一系列艱巨任務。我們需要在快速推進城鎮化、工業化的同時，通過主動減排以實現碳達峰，實質上是在發展模式轉型的關鍵進程中疊加了環保的約束。40%以上的人口和5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集中在胡煥庸線以東的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海平面上升、極端氣候事件帶來的風險和挑戰巨大。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對全球糧食安全、水安全、生態安全、能源安全、基礎設施安全以及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構成長期的重大威脅，又甚至會引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系統性金融風險和地區沖突。未來短短10年間完成碳達峰的目標，我國可持續高質量發展與減排之間的矛盾會變得空前突出。
在雙碳目標實現路徑的理論和實踐探索中，有”政策“”技術“”金融””市場”等多種維度多種的選擇，但“自主創新與國際引用”與“軟與硬”兩種選擇值得關注。首先，作為全球制造業大國，我國需要在未來市場中形成低碳競爭優勢，才能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聚焦高附加值環節，而技術創新也將是唯一出路。雖然我國新能源發展在全球占據了體量上的絕對優勢，但發達國家在綠色低碳發展技術上處于領先地位。如果技術全部采用現成的，就相當于購買國外的技術，給國外打工。
實際上，我國雙碳目標帶動產業轉型的戰略部署，就是為了避開西方已經研發很成熟的技術賽道。其次，在應對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挑戰的理論創新中，我們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亟待加強。我們基本就是借用國外的理論分析框架去解構、詮釋和判斷，而傳統國際理論包容性不足的缺陷，無法適應生態文明問題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缺乏對中國現實實踐的規律性總結。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偉大成就、成功模式乃至經驗教訓，沒有得到很好地總結提煉；缺乏借鑒挖掘我們民族文化、精神資源與思想財富。
再次，實現路徑選擇基本上聚焦于”政策“”技術“”金融””市場”等四個方面路徑，成為各界的共識。這些路徑基本上以“顯規則”“硬技術”“剛約束”為特征，以發達國家成熟制度、技術為支撐。而“社會治理”的思維和路徑,特別是規則等“軟性制度”“韌性治理”的方法和功能還沒有被充分重視、挖掘應用，被系統性納入到低碳綠色治理路徑中�！爸袊▽W界、經濟學界和政府過多地滿足于法律條文的制定和執行，而忽視了社會規范的重要性。我認為，社會規范，而非法律規則，才是社會秩序的主要支撐力量�！�
中國古代生態智慧的時代意義。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強調“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言必信，行必果”、“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誠信者,天下之結也”等思想和理念，不僅是傳統中國智慧對于主客體關系的哲學思辨，也孕育了中華民族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價值追求與民族性格；不僅是對文明多樣性、不同文明差異性和平等性的包容尊重，也是對誠信和信義價值理念的生動詮釋。既有其鮮明的民族特色，更有其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特別是“天人合一”等生態智慧思想所強調的正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發展理念，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以及不同社會之間的和諧共生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礎與價值支撐。同時，也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在生態環境領域的拓展提供了文化基因和歷史根基。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與相結合的科學產物，是黨領導人民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取得的標志性、戰略性理論成果。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吸收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之間具有“一體性”的生態思想，吸取中國古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態智慧，創造性地提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思想和方略，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2018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正式確立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生態文明重要思想，一是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二是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三是堅持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四是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五是堅持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六是堅持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建設美麗中國提供了根本遵循。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刻闡明了自然要素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發展與保護的關系、環境與民生的關系、國家與全球的關系，系統回答了“為什么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什么樣的生態文明、怎樣建設生態文明”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把我們黨對生態文明建設規律的認識提升到一個新高度。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現代化，必須堅持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以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為引領，堅持走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的發展道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思想，也為雙碳時代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縱深推進提供了科學指引和根本遵循。
生態文明是人類經歷了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后，人類社會取得進步的重大成果。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事關全局的重大戰略部署。在“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生態文明建設是重要組成部分；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中，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一條基本方略；在新發展理念中，綠色是一大理念；在三大攻堅戰中，污染防治是一大攻堅戰；在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中，美麗是一個重要目標。
黨的十九大修改通過的黨章增加“增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意識”等內容，2018年3月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生態文明寫入憲法，實現了黨的主張、國家意志、人民意愿的高度統一。并開展了一系列根本性、開創性、長遠性工作，決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態文明建設從認識到實踐都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的變化�！懊利愔袊ㄔO邁出堅實步伐，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識和行動”，為2035年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基本實現奠定了堅實基礎。
而與此同時，社會信用體系作為中國社會治理的實踐創新，已經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和有效抓手。特別是十八大以后國務院發布《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開啟全面建設的大幕以來，社會信用體系的頂層設計和基礎設施建設已取得全面顯著的進展，社會信用體系的重要制度框架和基礎設施已基本成型。據不完全統計，已有41部法律、49部行政法規中專門寫入了信用條款，80%以上的省、區、市出臺或計劃出臺地方信用法規。國務院多部委都設立了相應的信用管理司局。以“信用中國”為服務窗口的信用信息共享共用的全國信用大動脈已經貫通�！靶庞谩钡母拍�，已經超越了我國傳統的經濟信用的范疇，“信用建設”的目標，也已突破西方國家的信用交易風險管理體系的狹義定位�！靶庞帽O管”，成為中國特色和中國創新的一個政策概念，“以信用監管為基礎的新型監管機制”已經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目標。
生態文明建設與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齊頭并進，相向而行。生態環境領域，成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縱深推進新場景；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二者縱深推進的交集；美麗中國建設，成為二者協同奮進的目標。
環境公共信托理論是以保護環境公共利益為根本目的的一種公益信托理論。在該理論視角下，公眾是公共自然資源的委托人與受益人，國家則是受托人�！肮残磐性瓌t是一個以保護環境為目的的重要的法律原則，它既包含了政府保護環境的首要的義務，同時也包含了每個公民相對應的要求政府實施其義務的權利”�！杜＝蚍纱笤~典》對公共信托的定義是：以公眾為受益人的信托�！吨腥A人民共和國信托法》按照分類列舉法定義，其中“發展環境保護事業，維護生態環境”公共利益目的而設立的信托，屬于公益信托。
環境公共信托原則起源于羅馬法，繼受于英國法，發揚光大于美國法�，F代法意義上的公共信托原則是由美國密執安大學的約瑟夫·薩克斯教授引入環境保護領域。他認為“陽光、水、野生動植物等環境要素是全體公民的共有財產；公民為了管理他們的共有財產，而將其委托給政府，政府與公民從而建立起信托關系”。他創立了環境公共信托理論，在環境公共利益方面提出了一種新的理論構想和制度設計，通過確立環境資源的社會公共財產屬性和雙重所有權權屬關系，明確政府作為管理、保護環境資源的法律責任主體，賦予公民以及后代人環境權。
公共信托中的受益人一般除了委托人(全體人民) 還包括未來世代的人，以在公共自然資源的利用和保護方面實現代際公平。公共信托是基于人類的共有基本權利設立的，其運行的法律意義在于保護整個人類的生存空間和社會價值，而排除他人試圖通過使用公共信托而滿足個人一己之利的需求，因而公共信托具有公益性、公眾性和排他性的特征。
產權不清是導致生態環境外部性的重要原因，制約資源的有效配置。環境公共信托環境公益理論和制度設計給了我們諸多啟示，對提升我國生態治理的法治理念、公共政策、治理模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也為生態信用體系通過信用激勵和約束等機制解決生態環境外部性問題，提供了理論支點。
如何應對生態環保領域“公地悲劇”“灰犀�！薄熬G天鵝”等挑戰，如何實現生態產品價值，是需要全球共同破解的難題�！皟缮嚼碚摗卑l源地之一的浙江麗水，在綠色發展創新實踐中不斷探索，生態信用體系的創建就是其中基礎性制度成果。
打造中國“生態信用”第一市。麗水發揮全國最早開展GDP和GEP雙核算評估的探索基礎上，以創建“綠色發展綜合改革創新區”“全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試點”為契機，確定了中國“生態信用第一市”的戰略定位。通過“夯基礎、強供給、助實體、促生態、精治理、控風險”6項工程的實施，全國首創生態信用制度并成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石。
2021年11月，《麗水市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十四五”規劃》發布，在全國首次將生態信用體系與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司法公信組成五大體系。兩年來，麗水制定并印發《麗水市生態信用行為正負面清單（試行）》《麗水市綠谷分（個人信用積分）管理辦法（試行）》《麗水市企業生態信用評價管理辦法（試行）》《麗水市生態信用村評定管理辦法（試行）》等制度。實現了從生態信用體系規劃，生態產品交易工具和平臺創新，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如何實現量化、轉化、增值等一系列市場化難點破題，麗水市實現了經濟發展和信用建設的雙突破：GEP持續穩定增長，GDP邁上1500億元新臺階；在2020年的全國地級市中信用監測中，麗水首次進入前10名，兩年提升了100多位。
全國首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試點市。圍繞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度量難、交易難、變現難、抵押難“四難”問題，浙江麗水率先發布國內首個山區市《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指南》地方標準，以生態信用為抓手，“點綠”成金，通過生態信用行為正負面清單，企業、村生態信用評價、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等系列生態信用制度和標準創新，在生態價值實現的量化、交易、溢價、溯源等市場化中初步探索出一條信用之路。已培育發展“兩山公司”173家，推出“生態貸”“GEP貸”，實現GEP可質押、可變現、可融資�！胞愃礁笔侨珖讉�覆蓋全品類、全區域、全產業鏈的地市級農業區域公共品牌，生態產品溢價達到30%，年銷售額達108億元�！胞愃骄印蓖菩小吧鷳B價”，蓮都下南山古村落開發成為全國樣板。GEP概念提出者之一、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主任歐陽志云對此評價：“如何實現生態產品價值，是需要全球共同破解的難題。盡管美國、巴西等國的一些地方都有嘗試，但全方位、系統化推進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改革的，目前僅麗水一地，這將為全球綠色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2019年4月，浙江省政府發布《浙江(麗水)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試點實施方案》。2021年4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意見》。2021年5月，國家發改委在浙江麗水召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試點示范現場會，總結推廣麗水等地經驗。
我國1979年正式確立環評制度，自2003年9月起施行環境影響評價法以來，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環評制度體系。十八大以來，從2013年開啟企業環境信用評價到目前，我國的生態信用體系建設探索走過了環保信用建設、生態環保信用、生態價值信用三個階段。
信用建設主要圍繞在政府和企業兩大主體之間，信用機制定位于相對單一的環保違法，以《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為標志，對應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啟動階段。
2013年12月環境保護部等四部委印發《企業環境信用評價辦法（試行）》，開啟企業環境信用評價。2014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強調，“為保護和改善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眾健康，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制定本法”。而修訂前的1989年版最終目標是“保障人體健康”和“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2014年5月環境保護部《關于推進環境保護公眾參與的指導意見》（環辦[2014]48號）。2015年11月環境保護部、發展改革委印發了《關于加強企業環境信用體系建設的指導意見》，環境保護領域信用建設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信用建設主要圍繞在政府、企業和社會主體，信用聯合懲戒機制主要服務于“生態環境治理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目標，以《“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發布和生態環境部成立為標志，對應的是“五大發展理念”的社會經濟階段。
2016年7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三十多個部門聯合簽署《關于對環境保護領域失信生產經營單位及其有關人員開展聯合懲戒的合作備忘錄》，失信聯合懲戒機制首次進入環保領域部委協同的政策工具箱。2016年12月國務院印發《“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首次將“生態文明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 提出擴大生態產品供給、建立綠色評級體系以及公益性的環境成本核算和影響評估體系。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提出“健全環保信用評價、信息強制性披露、嚴懲重罰等制度，將企業環境信用信息納入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和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
2018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會議審議通過整合成立的生態環境部。2019年11月1日，生態環境部環境影響評價信用平臺正式啟用。2020年3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指導意見》，完成了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企業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頂層設計，首次提出“健全環境治理信用體系”等七大環境治理體系。2020年12月，中央深改委審議通過了《環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2021年03月發改委生態環境部《關于全面實施環保信用評價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提出“環保信用評價是加強生態環境監管的重要抓手，是推動市場主體履行生態環境保護責任的重要手段”。
由生態環保外部信用約束進入到生態內部核心的生態價值信用階段，即信用賦能生態價值的確立、形成和實現。以《關于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意見》為標志，對應的是“雙碳目標”導向下的經濟社會高質量可持續發展階段。
2021年4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意見》，強調“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是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關鍵路徑，是從源頭上推動生態環境領域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提出了“生態產品價值評價體系、核算體系”以及“生態積分體系”。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后印發《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等“1+N”政策體系陸續發布，不斷為生態環保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新動力。中共中央國務院2021年11月印發《關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提出“全面實施環保信用評價”。
生態信用體系由生態環保領域信用主體承諾，由政府、載體和平臺背書增信形成的生態資源保護、生態價值實現、生態環境治理等系列生態信用機制的構建。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與生態文明建設融合創新的新探索。生態的不可分割性、資源的稀缺性加之環境污染的嚴重性，以及人類行為的多樣性和嵌套性意味著生態治理需超越國家與市場，尋求多元協同治理模式。社會信用體系在解決“人與人”信任關系之后，如何解決“人與自然”和諧關系，進而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建設，成為當前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必須作出回應的時代課題。
生態信用體系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在生態環保領域縱深推進的新階段，更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與生態文明建設融合創新的新探索。生態信用產生和效能的特殊之處在于：一是基于制度性需求。不同于工業文明時代的產品由生產定義，生態文明時代的產品由需求定義，生態信用也是如此；二是源于系統性增信。不同于傳統信用主體自身信用的分析、評估和揭示，生態信用源于政府、平臺等外部增信形成；三是用于外部性治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強外部性使其成為有效應對生態環保外部性的對沖機制。
生態信用體系的創建，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從社會外部治理走到生態內部價值實現，從公共領域走進產業場景，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的新篇章；是社會信用體系在解決“人與人”信任關系基礎上，向實現“人與自然”和諧關系上邁進，賦能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建設的新實踐；也是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以“信用”和“綠色”國際通用話語方式，講好美麗中國故事、參與全球治理的新方案。
不同于傳統社會信用體系的政府、企業、個人、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五大信用主體。在生態信用體系的視角下，不僅包括五大主體，還出現了第六主體，即園區、社區、校園、湖（河）長、機關及大廈等信用主體，以及國家（人類命運共同體）主體。
生態資源保護、生態價值實現和生態環境治理三大服務目標。這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從企業環保的領域，首次進入生態價值和全面進入生態環境治理領域。具體而言，生態資源的節約利用、保護和補償；生態價值形成、實現；生態環境的源頭治理、系統治理、多元共治。
生態信用體系在雙碳目標實現的路徑中坐標位置。雙碳目標實現的路徑包括5個路徑，即政策、技術、金融、市場和治理等5個路徑的創新協同。生態信用體系處于其中的治理體系之中。
生態信用體系在雙碳目標實現中的著力點。雙碳目標的推進，以創新綠色低碳技術為基礎，以降低綠色溢價為充分條件，以提升社會治理效能為必要條件，關鍵在于降低綠色溢價。
如果用一個公式表示的話，綠色溢價=零碳排放成本（技術、治理）-傳統能源成本(碳稅、碳市場、碳配額、碳匯)。
✪ 生態信用體系的“4化”路徑
生態資源的量化：包括生態信用賬戶、生態信用積分、生態資源可承載測評、碳核查、碳足跡、三線一單等信用手段。
生態價值的資本化：包括生態信用主體評級、生態信用項目評級、碳減排金融支持工具、碳匯、生態信用認證、生態品牌認證等手段。
生態環境外部性的內化：包括綠色溢價、碳稅、碳配額、信用承諾、信用風險分級管理、政府平臺機構信用背書、信用獎懲機制、生態與信用雙修復等技術。
生態治理的多元化：包括信用信息共享、信用獎懲機制、雙隨機一公開等信用機制。
✪ 6.1碳賬戶
碳賬戶環境信息披露的基石。建立“碳賬戶”在于確定個人或企業主體減排責任。碳賬戶是碳金融的具體實踐，是以碳征信為核心，引導金融機構圍繞制度、流程、產品三個關鍵環節進行優化升級，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一項金融制度安排，由此實現投融資業務碳排放核算的可操作、可計量、可驗證。金融機構利用碳賬戶可以準確獲取個人或企業的碳足跡、碳減行為畫像和碳積分，發揮價格的成本約束和收益激勵作用，提供差異化的綠色金融服務，從而以金融舉措推動更多主體增強減排主動性。
✪ 6.2碳核算
碳核算是環境信息披露的依據。企業的碳核算數據和方法是金融機構開展氣候風險評估、壓力測試、環境信息披露等一系列工作的數據基礎，碳核算數據的質量會直接影響金融機構環境信息披露表現。金融機構不僅要核算自己的碳排放，還要核算客戶的碳排放，評估客戶的環境風險，而其中減排信息主要是未來減排信息，又涉及轉型金融中的貸款評審依據，挑戰性很大。需要探索開發適合金融機構自身的碳核算方法學，并據此開發具有可操作性的碳核算工具，以緩解當前金融機構開展環境信息披露面臨的基礎數據缺失問題。
✪ 6.3 碳信息
碳信息是環境信息披露的實質。目前為止，我國尚未強制要求上市公司和發債企業披露環境信息，尤其缺乏對金融機構和企業碳相關信息披露的具體要求。因此，在轉型金融中環境信息披露，對金融機構而言，應包括金融機構對環境相關議題的管理框架、針對氣候變化相關風險開展的評估架構、轉型金融業務發展情況、轉型金融相關研究及創新、轉型金融績效、綠色運行情況等。對企業而言，可以結合ESG原則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信息披露：資金使用情況、轉型路徑的實施情況、轉型目標的實現情況（即碳排放、碳強度、碳足跡）、產生的環境效益（包含減排結果）、可能存在的氣候風險、物理風險因素、公司治理和可持續戰略及其應對措施等。
✪ 6.4 碳平臺
碳平臺是環境信息共享的載體。說明一點，這是環境信息的跨部門、跨領域、跨市場的開放共享平臺的簡寫，是碳交易平臺的重要支撐但不是碳交易平臺。環境信息的共享難，是環境信息披露的梗阻環節，直接影響環境風險的負外部性的改善。目前，環境信息目前分散于不同部門，如發展改革部門掌握項目環評、能評信息和企業用能信息，生態環境部門掌握企業環境權益資產信息和碳排放的核查信息，統計部門掌握企業碳排放的統計信息，由于缺乏跨部門的碳信息數字平臺，金融機構與轉型企業之間信息不對稱問題也在所難免。
來源：源點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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